帝王陵墓是封建时代关平国祚盛衰、帝运长久的重工要典。清代,这种理念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清朝的历代帝王在营建自己的陵寝时,无不极力追求好的风水,以求国运绵长,更不借举全国之力,使陵墓建筑豪华壮丽,以彰显帝王的神圣、威严。但唯独道光的慕陵简约、淡雅,个性鲜明。通过查阅大量清代档案,不难发现,道光在陵墓建设过程中,重“地瑧全美”之勢,轻陵墓建筑之形,并把这“重地轻形”思想作为自身陵墓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最高追求,贯彻始终。
一、王位村吉地的废弃与宝华峪吉地的择建,是道光“重地轻形”思想的初步表露
登基后就选择万年吉地是历朝皇帝的惯例,道光皇帝也不例外。1821年,道光登基伊始即下旨委派要员办理万年吉地事宜。此时,道光的元配孝穆皇后已去世十年,并以亲王福晋的身份埋葬在北京西南的王佐村。道光15岁时与孝穆皇后钮祜禄氏成婚,共同度过了13年即隐示中外,又秘而不宣的皇储岁月,两小无猜,感情深笃,但未及生儿育女就英年早逝。道光为了能与她合葬,又不致移动和惊扰安息多年的爱妻,“欲就该处形势改建万年吉地,特派戴均元等带领熟谙堪舆之人前往相度”。
大臣们对王佐村孝穆皇后奉安福地进行了周历相度,称“王佐村福地局势全美,安奉已久,未敢轻易更动”,同时强调“万年吉地规模经始,典礼攸崇。仍请恭査高宗纯皇帝敕旨,饮派大臣赴胜水峪左近地方另择吉壤,以昭慎重”。这显然违背了乾隆皇帝“分葬东西”的祖训,立即遭到了朝臣的反对,提出不宜将王佐村作为吉地。
嘉庆元年,太上皇乾隆在“昭穆相建”的敕旨中曾明确指出:“……至朕孙缵成统绪时,其吉地又应建在东陵界内”。道光对此当然非常清楚,但他仍然执拗着自己的初衷,再次下谕说:“朕惟礼以大顺为先,制可因时而酌,兹事关重大,宜广淘谋以昭定论。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六部详慎妥议具奏。”祖宗成宪自然应当遵守,但制度是可以因为时间的变化而斟酌改变的。道光为了既不惊扰爱妻的安眠,又能与爱妻相依相伴,这位素以“恪遵成宪”自诩的皇帝宁可违背祖制。
大臣们只好再度对王佐村的风水地势进行勘查,然后上奏称:“福地来龙由太平岭落脉,冈峦拱卫,城垣完整。惟西来随龙水按古法应作之字绕之势,微有未符”;而且王佐村吉地龙脉为支龙,非干龙,“按形象者言,支龙结穴纵的全美,总不及干龙都会之区”,不仅水法不合典制,而且龙脉势微,其风水地形不宜建立万年吉地。此外“福地周围如按例拨换迁移,则有村庄二十余处,坟墓四十余处”,扰民且费用甚巨,而且“圣谕礼以大顺为先,今王佐村福地随龙水道即不合法,又碍畚筑,不能添建宝城,亦与体制未符,且迁徙庐墓虽减之又减,臣等仰见圣心仁爱,仍恐有违约己从民之意,应请仍循国家旧制”,同时说明待万年吉地确定后,“诹吉恭请孝穆皇后梓宫,奉安迁葬之事载于古经,堪與诸书亦所不避”。迁移孝穆皇后梓宫是古典所允许的,若以王佐村为吉地,不仅风水、典制不宣,而且有违圣上“仁爱”之名。权衡再三,道光终觉此地“丈尺规模不符定制,地亦未臻全美”,于道光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論:“王佐村一切工程俱著停止办理”。
从王佐村吉地的废弃过程可以看出,道光注重夫妻感情胜于祖宗规制,但对风水的追求,对“地臻全美”之势的迷恋则超越了他对情感的注重。
王佐村吉地被废后,道光不得不依大臣所请于东陵界内选择万年吉地。宣旨称:“皇祖高宗纯皇帝垂训,我朝景运庞鸿,继继承承,以吉地昭穆次序,东西递建,洵为万世良法,联自当恪遵成宪,于东陵界内选择万年吉地”。派大学士戴均元、尚书穆克登额、侍郎阿克当阿率领堪輿人员前往东陵考察相度。在选址大臣出发前,道光降旨说:“惟择坤灵钟毓,干脉延长之处,以定福基,其四至之广狭不必过拘。如果地臻全美,即较从前规制稍从俭约,联心亦以为宜”。经过四余月的查勘,于道光元年(1821年)九月择定乾隆裕陵东侧“龙脉起伏秀美,前面河形弯曲”的绕斗峪为吉地,并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开工建造。第二年,道光谕旨改名“宝华峪”。
道光二年(1822年)七月,道光在一次对承修陵工的大臣戴均元、英和及军机大臣的面谕中说:“国家定制,登极后选建万年吉地,总以地臻全美为重,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”。还下令减缩陵寝建筑规模,将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在宝华峪陵寝建设中。可以说,注重风水,追求完美山川自然形势,努力营造陵寝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的氛围,以求“天人合一”的艺术效果,是明清皇家陵寝建造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境界。纵观清代的陵寝建设,雍正皇帝曾因为喜爱“龙穴砂水诸吉成备,形势理气无美不收”的上吉之壤易州太平峪,而违背子随父葬的惯例另辟陵区,乾隆皇帝在建造陵墓时,也曾强调“遵照典礼之规制,配合山川之胜势”。道光这种“重地轻形”思想,正是对这种传统陵墓建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
二、龙泉峪吉地的择定是道光“重势轻形”思想的彻底表达
历时7年,宝华峪吉地工程告竣。谁料仅隔一年便发现地宫渗水。经过近一年详慎的调查,发现主要是点穴不慎造成石母石滴水和监修督工大臣玩忽职守,偷工减料所致。道光将宝华峪工程的失败,归结为“地势即非美善,工程又不坚固”,这是他不同意对宝华峪工程采取补救措施,而毫不犹豫的予以拆除,并另择吉地的重要原因。
宝华峪被废弃后,道光只好另择它址。自道光九年至道光士一年三年间,十余位选址大臣,足迹遍及京畿大地,倍尝艰辛,先后勘得十几处风水宝地,最终选定西陵龙泉峪。这次漫长艰苦的选址过程中,道光注重地臻全美的思想得以彻底表达。
遵照昭穆制度的祖训,道光即使废掉宝华峪吉地,也应在东陵界内卜选,但他对东陵界内的吉地已失去信心,对大臣请求于东陵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,甚至拒绝采纳。按常规思维,道光放弃东陵,就一定是要到西陵选地。对此,乾隆帝曾有言在先:“遵化易州两处,山川深邃,灵秀所钟,其中吉地甚多,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。有碍小民田产,实为万世良法”,而且“案大清一统制,天下山川形势,京东京西为两大于,皆起于冈底斯山。其北支走漠北,自阿尔泰至肯特沙漠,而南为索约尔济,右顾杰起,东为突安大岭南入边是为左干。其右支遵河源东趋为终南,太华逾河为太行,北为恒岳逶迤东来,是为右干。东陵界内之山循左干结为神区,西陵界内之山循右干郁为奥壤,此皆亘古扶与钟灵毓秀,至圣朝而特开福宇以衍洪禧”但道光择选完美吉地的目光远不止局限于东西两陵。
三年中,道光先后派出尚书禧恩、直隶布政使屠之申、直隶总督那彦成、宗室交经等十余名大臣带领堪舆人员云南候补州判戴泽同、浙江归安县教谕端木国瑚、千总张熊飞等,在直隶、京機附近反复踏勘,他们的足迹东至蓟县,西至唐县,北至密云,南达保定。在查勘的过程中,他们不断的将找寻到的吉地奏报给皇帝,但绝大多数都给予了否定。下面,仅就道光十年(1830年)所堪吉地情况做简要摘录。
道光十年二月,禧恩等相度得西陵境内之凤凰台、魏家沟两处吉地。
同年三月,禧恩、耆英、江守和等于西陵红桩外相看得诸葛庄和金龙背,并汇报相看经过:“臣等赴梁各庄西南百里之祁山,看视其山层密叠嶂,势藏雄秀,……向保定一带蜿蜒而去,因道路遥远不能周历。复至金龙背西南大龙华小龙华等处看视诸山,为陵内右护,虽间小有格局,但山形向背不能为式。”又转至易州涞水一帯,沿北山脚而行,至涞水东西垒村,虽有形势可观者,但山势未能环抱,地面又欠洁净而作罢。随即又去半壁店相看。
四月,那彦成、屠之申相得唐湖、梁各庄山后两处。奏称:“于本月初六日带同各员出省,由保定府属之满城、完县、唐县一带,跟寻山密龙脉。缘唐县多系老山,满、完(县)山虽秀丽,而真脉已落平阳,并无可用之地。即驰赴易州,……该处大山重叠,峰峦雄伟,气象光昌,自系风水蟠结之地。”经过踏勘,寻得“梁各庄山后、唐湖、白旗村、赵庄、松山、松山村后、三尖岭等七处,内白旗、松山两处规模宏厂,惟均系座东西向未能合用;其松山村后一处,堂局宽展,前朝后坐均极整齐,因右肩落空,当非全美;赵庄一处,结构精紧,惟地面仅长九十丈,不敷规制;三尖岭一处堂局开展,砂水环抱,惟来龙直致,无蕴籍气,均非上等可用之地。只有唐湖一处,坐山耸秀,龙虎两砂环抱,溪河回绕,堂局在二百丈以外, ……。梁各庄山后一处,山体端正,来脉绵长,堂局足用……,此二处均需查验土色。”闰四月初四日,直隶总督那彦成再奏相得梁各庄山后和南淇两处吉地。奏折称:“上溯紫荆关一带,均系重崖峻岭,未开生面,并无结作,而撒落平阳之后,分结城池郡县,亦少藏风聚气之区,” 前觅得七处,有五处不合格,即唐湖一处,创验土色,夹有砂石,不足用,“惟梁各庄山后一处…土色极为细净,来龙悠远,平地过峡,突起端正星峰,落脉结穴,砂水环抱,堂局足敷规制,可为上吉福地。又堪得距易州城五十里朗山脚下之南淇村,龙气藏旺,双脉齐落并结,南向一穴,东南一穴,龙伟砂环,堂局宽展,土色明润,可为上中之地。”并将二处吉地绘图贴说呈送。
除了这些吉地外,大臣们还在密云、丰润、蓟县、房山觅得吉地多块,但都没有得到道光得肯定。而此时的道光为没有中意之地已非常焦急。在间四月二十四日,下論诘责:“事越两年,仍未得有佳壤,岂容再事迁延。朕思事权归一,斯责无旁货,所有相度之事,著责成禧恩、耆英、那彦成三人公同经理”。
道光十一年(1831年)二月,禧恩等终于西陵界内西端觅到了一处上吉之壤。但道光对此也没有立即表态。他吸取宝华峪吉地没有亲临阅视的遗憾,于当月二十二日借展谒西陵的之机,亲自实地查看了该处吉地,结果一见倾心,并赐名“龙泉峪”,这里遂成为道光的最终归宿。于道光十一年(1832年)十月十八日,在此动工营建了慕陵。
道光对众多吉地毫不动心,甚至全盘否定,但对龙泉峪吉地却一见钟情,让我们实地察看一下龙泉峪吉地的风水地势,或者可以理解道光的这一决定。
龙泉峪远有太行山脉为来龙,体势圆浑凝重的永宁山为少祖山,近有后宝山以“玄武垂头”之势,被依做主山,同居西北乾方,共同组成了龙泉峪北部层次深远又气势宏伟的天然底景。来龙两翼延展开来为砂山,左为双峰岫,右有护砂,似青龙白虎温驯而不失威严的护卫左右。外朝为居于东南異方的元宝山、西华盖山。四周山峦葱翠,环拱有情。周围河道与山势相应,蜿蜓曲折。东西两条河水于穴前汇合向东,环绕盘旋,最终向西流入大河。山脉水法,条理详明,实属形胜之地。龙泉峪明堂宽广,地势西北高东南低,负阴抱阳,藏风聚气,尤能尽收东南生方旺气,正所谓“内气萌生”,堪称天造地设之吉穴。如此全美之地,难怪道光要欣喜异常,称赞此处:“眺冈峦之环拱,察川溆之潆回,规模俱惬意于素志”。
道光对“重地轻形”的向往和追求,使之在选择吉地问题上表现的异常果敢与坚定,同他治理国家时的反复多变、优柔寡断判若两人。
三、慕陵规制的革新是道光“重地轻形”陵墓建筑思想的具体体现
道光十一年(1831年),龙泉峪吉地确立后,道光又再次谕示:“将来建立规模,因地制宜”,标志着道光总以地臻全美为重,因地制宜的重势轻形陵寝建造理念的成熟。而这一理念不仅决定了陵寝的选址,更决定了陵寝布局、设计及营造的全过程。幕陵规制、体量的大幅减缩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直接结果。
在大臣奏请宝华峪吉地工程方案时,道光就曾下谕宣称:落矮大殿举架,收小石像生,裁减二柱门和地宫金券内的经文佛像,将地宫顶由黄琉璃瓦顶改为蓑衣顶等一系列裁撤缩减措施。
营建龙泉峪工程时,道光帝又一次对陵寝规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裁撤和改革,主要表现在:裁撤了圣德神功碑楼、华表、石像生、方城、明楼、二柱门等建筑;地宫内不雕刻经文、佛像,由四道石门改为二道石门,吸取宝华峪地宫浸水的教训,在地宫下增设龙须沟,地宫内设龙须沟漏眼;隆恩殿由面阔五间改为面阔进深各三间,殿顶由重檐改为单檐,月台及大殿周围不设栏杆,东西配殿均为面阔三间;隆恩门前三路三孔桥改为一路拱桥,两路平桥:慕陵神道不与泰陵主神路相接;陵寝门由三座琉璃花门改为三间四柱石牌坊,将陵寝名镌刻在牌坊中门之上等等。
经过大幅改制后,一座风格别致的陵墓于自道光十ニ年(1832年)至道光十六年(1836年)建成,这就是慕陵。虽然慕陵因大量采用金丝楠木和精美的木雕龙装饰,围墙又采用磨砖对缝、干摆灌浆工艺到顶等用料和工艺上的讲究,使其造价不匪,但慕陵的建筑风格一改前代孝、景、泰、裕、昌五陵的恢宏壮丽,趋向淡雅精致,与自然山水更加和谐统一,充分体现了道光“总以地臻全美为重,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”之意。以材质本色为基调的殿宇、牌坊、墙垣,在四周绵延起伏的山川围括间,显得格外清灵肃穆,朴实凝重。尤其是裁撤了双檐的圣德神功碑楼、方城明楼等高层建筑,隆恩殿也由双檐改为单檐,使建筑高度显著降低。建筑高度的降低和建筑结构的简化,更加突显了陵墓四周的山环水抱之势。可以说慕陵规制的缩减是道光“重势轻形”陵墓建筑思想的具体体现。
同时道光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,对后世子孙给予细说:“我朝自开创以来,敦尚淳朴。列祖、列宗黜华崇实,贻谋宏远,奕禩昭垂。…国家定制,登极后选建万年吉地,总以地臻全美为重,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。朕于嘉庆二十三年随侍皇考仁宗睿皇帝巡幸盛京,恭谒祖陵,瞻仰桥山规制,实可为万世法守。”申明自己对陵寝改制的初衷是“厉行节俭”,再次重申了他“选建万年吉地,总以地臻全美为重,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”的思想。
“重地轻形”思想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根源,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及审美情趣。受“事死如生”传统思想的影响,陵墓建设也要选择一个理想的小环境,建筑设计均与山川形势巧妙结合,相得益彰,形成极富感染力的,具有强烈纪念气氛的环境景观。我国传统上,把帝王和自然天地联系起来,天子的遗骸和灵魂是要和大地山川相称、相配而达到永存常在,陵寝营建也必须达到和山川浑然一体,所谓“圣水深壑,灵山翠微,亿年安宅,现我丕基”,所有只有将帝王的陵墓托付于美好和谐的自然山水,才能使帝运绵长、国祚昌盛。道光皇帝六岁起受读于乾隆朝的进士、翰林院编修秦承业和检讨万承风,熟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。成年后,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、翰林院学士徐颋等学问渊博的名儒“朝夕讲论”。可以说道光的思想观念已经被汉文化所深深浸染,所以在陵墓建设方面,道光更是将汉文化倡导的这种“天道自然”和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发挥到极致,“重地轻形”思想正是对这种传统文化思想的总结和发展。王其亨先生在《清代陵寝风水》一文中指出:清代陵寝建筑制度固属重要,但“总以地臻全美为重,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”是陵寝经营的主题。道光的这一陵墓建筑思想,是清代陵墓建筑思想的集大成着,也是今天研究明清陵寝布局、环境及建造理念最重要的理论依据。